三人离开后，朱由检又认真的将此事想了一遍。
就算是没有自己穿越过来，这个时候的大明，也已经开始了思潮变革。
准确的说，从正德年间，大明儒家就已经开始了自我革新。
前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后有李贽倡导思想解放，提倡人人平等，再到顾继坤、王夫之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李贽是儒家的异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自己主导的一系列新政，无非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
崇祯十一年八月十五，原本是中秋佳节。
但大明报刊的一篇告示，彻底引爆了京畿。
告示中，瞿式佀将朝廷开放辩论的前因后果，详细的说了一遍。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瞿式佀还尽量使用了白话，好让那些匠人、商贾、百姓们也都看得明白。
公示后面，便是第一篇辩论文章，《论泰西算码不宜推广书》，作者署名“孔圣门徒”。
文章开篇引经据典：“《周礼》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数居其末，然亦为华夏正学。”
“自黄帝使隶首作数，至汉《九章算术》，唐《缉古算经》，宋《数书九章》，我华夏算学一脉相承，博大精深。”
“今弃祖宗精微之术，转习蛮夷符号，犹弃珠玉而取瓦砾，智者不为也……”
文章接着列举筹算、珠算之妙，痛陈泰西数字之陋，无阴阳之辨，缺方圆之象，不过是商贾逐利之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三日后，八月十八，反驳文章便登载了出来，《算学本无华夷之辨，实用方为天下公器》，作者署名“科学院教习程大位”。
文章写得很是直白：“今有匠人造屋，旧法需三十日，新法二十日可成。”
“有账房核账，旧法易错，新法简明。”
“若因‘华夷’之见而拒便利，犹如因噎废食。”
“且所谓泰西数字，实源自天竺，经大食传入欧罗巴，本为天下公器，何来蛮夷之说？”
程大位更举实例：“军器局采用新式记账法后，物料损耗查明率提高五成，天津市舶司改用泰西算码货单，通关时辰缩短三成，此皆实实在在之利，岂可因虚名而弃实益？”
两篇文章，针锋相对。
随后数日，投书如潮水般涌来。
保守派阵营中，最犀利的当属翰林院编修宋权的《三问新政书》：“一问曰，重工商而轻农桑，若逢灾年，粮从何来？二问：允商贾参政，若其以财贿官，朝纲何存？三问：改十恶、松礼制，若民不知畏，法何以立？”
这篇文章引来了商部右侍郎来复的回应。
来复以自家经历为例：“陕西来氏，五代经商，亦五代读书。”
“万历四十四年，某中进士时，家父言：‘商道通有无，儒道明义理，二者本可兼济’。”
“今商部之设，非为抬商贬士，实因时势所需，大明岁入四成来自工商，若无专衙管理，岂非视巨利而不顾？”
来复更反问：“若言商贾必奸，则士人皆贤乎？”
“嘉靖年间严嵩贪墨，万历年间张四维之祸，岂是商贾所为？德才高低，在个人修养，不在出身行业。”（张四维这事儿看前面，韩爌那一段）
辩论迅速升温。
八月二十，一篇《论道器之序不可乱》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投书者是江南大儒刘宗周的门生陈子龙。
文章核心论点：“道为体，器为用；道为本，器为末。”
“今朝廷新政，事事重器，蒸汽机、铁甲舰、新算学、商贾利，此乃本末倒置。”
“长此以往，百姓唯利是图，士子不读圣贤，国将不国！”
这篇文章触及了最根本的思想冲突。
翌日，王夫之亲自撰文回应，题为《器进则道新，论儒家与时俱进》。
文章洋洋洒洒三千言，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的变革精神谈起，历数儒家发展史上的每次创新。
汉儒吸纳黄老、阴阳。
宋儒融合佛理。
阳明心学突破程朱理学……
“儒之所以为儒，在其时中之道。”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今日之大明，工商大兴、海路通达、西学东渐，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若儒者仍抱残守缺，拒不变通，才是真正的道统断绝！”
文章最后，王夫之更是提出一个震撼性的观点：“道不离器，犹魂不离体。”
“无农耕之器，则无农耕之道。”
“无工商之器，则无工商之道。”
“今蒸汽机出，生产力倍增。”
“铁甲舰成，大海在握。”
“此新‘器’既生，必有新‘道’应之。”
“儒者之责，非固守旧道，而是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