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繁琐的一步，也是最考验手艺的一步。金丝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粗，要在显微镜下，用比绣花还精细的手法，把管芯上的焊盘和基座上的引线连起来。
车间里最细心的女工们上阵了。她们坐在显微镜前，手稳得像雕塑家。金丝在她们手中，变成一道道精致的弧线，连接起硅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
下午两点，第一批二十颗芯片封装完成。
它们被送到测试台，排成一排。
丑陋的一排，封装粗糙，印字歪斜，有的外壳有裂缝，有的引脚不齐。
但它们是“长城1号”的第一批孩子。
“先测哪颗？”张卫东问。他眼睛通红，声音嘶哑，但手很稳。
所有人都看向赵四。
赵四的目光扫过那排芯片。最后，他指向最左边那颗，封装最丑，外壳上有个明显的凹坑，像是封装时被工具碰了一下。
“这颗。”
这颗芯片如果成了，其他芯片的希望就更大。
张卫东拿起那颗芯片，手终于抖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把它插进测试座。
“咔哒。”
接通电源。
测试机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了，绿色的光，很微弱，但在所有人眼里，亮如太阳。
“电源电流……正常。”张卫东盯着万用表。
“时钟信号输入。”
“输入正常，波形完整。”
“复位。”
“复位成功，内部寄存器清零。”
基础测试一项项过。每过一项，车间里的呼吸声就轻一分。到了后来，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最后，是核心的功能测试。
测试程序是陈启明写的，只有十几条指令：从内存读两个数，相加，结果存回内存，然后读出来显示。
简单到任何一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都能写出来。
但对一颗芯片来说，这就是它存在的全部意义，能理解指令，能执行操作，能把0和1变成有意义的计算。
张卫东按下运行键。
测试机上的LED开始闪烁，那是程序在运行，是电流在芯片内部那几千个晶体管之间流动，是逻辑门在开合，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智慧在苏醒。
闪烁停了。
结果指示灯亮起，绿色。
“功能……测试通过。”张卫东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吵醒什么。
但这句话，在安静的车间里，像惊雷一样炸开。
短暂的死寂。
然后，
“成了！成了！”
“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长城一号！亮了！”
欢呼声、哭喊声、掌声、跺脚声……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车间。有人跳起来，有人抱在一起，有人瘫坐在地上，有人对着墙锤拳头。
王技术员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发出压抑了很久的呜咽。三个月了，她没睡过一个整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每次配胶，每次试验，每次失败，她都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就一次。
现在，成了。
林雪抱着她，自己也泪流满面。她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次用土胶做出来的那条歪歪扭扭的线条，像狗啃的一样。那时候，她不敢想今天。
陈启明靠在墙上，仰着头，但眼泪还是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他想起那些通宵画图的日子，那些为了一微米线宽争吵的日子，那些看着报废的晶圆说不出话的日子。
张卫东握着那颗芯片，握得很紧。他把芯片举起来，对着日光灯看，粗糙的外壳，歪斜的印字，但在灯光下，那些印字闪闪发光：“长城一号，1975”。
他想起自己改造设备时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想起那些烧坏的电路板，想起那些因为精度不够而重做了无数次的零件。
现在，这一切，都值了。
赵四站在人群外，静静地看着。
他看着这群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人，这群用最差的设备、最差的材料、最差的条件，硬生生造出中国第一颗自主芯片的人。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里，一遍遍地涂胶、曝光、蚀刻、测试；一遍遍地失败、分析、改进、再试。
他们像愚公，一铲一铲地挖山。
现在，山，被他们挖开了一条缝。
光，从缝里透进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欢呼声渐渐平息。所有人都看向赵四，眼睛里有泪，也有光。
赵四走过去，从张卫东手里接过那颗芯片。很轻，几克重。但在他手里，沉甸甸的，那是三个月的心血，是一代人的梦想，是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自主自强的第一块基石。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有些哑，但很稳，“今天，1975年10月18日，下午两点十七分，中国第一颗自主设计、自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