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涵将坐标记在心里，然后划燃火柴，将这一页烧掉。灰烬落在烟灰缸里，他用茶水浇灭，又用钢笔搅散，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他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看到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街对面。车里的人没下来，但车窗摇下了一条缝，有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
盯梢的。而且不止一组。
林默涵放下窗帘，回到桌前，开始写一封信。是写给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商业信函，用的是暗语。表面是询问“五百吨白糖的报价和交货期”，实际是发出预警：“风声紧，暂停一切交易，等待进一步通知。”
写完信，他封好信封，贴上邮票。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小瓶透明液体，用毛笔蘸了，在邮票背面写下两组数字。液体干了之后完全隐形，只有用特殊显影剂才能看到。
这是给组织的最后报告，如果自己出事，这封信会成为遗言。
做完这一切，已是凌晨一点。林默涵锁好办公室，下楼时，整条街都睡了。只有街角的馄饨摊还亮着灯，摊主是个山东老兵，每晚都营业到很晚。
“沈老板，这么晚才下班？”老兵招呼他，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账没对完。”林默涵在摊前坐下，“来碗馄饨，多放香菜。”
“好嘞！”
热腾腾的馄饨端上来，汤面上漂着油花和翠绿的香菜。林默涵慢慢吃着，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一吹，影子就在地上晃动，像有什么在暗处移动。
“老板，你这馄饨摊开了多少年了？”林默涵忽然问。
老兵擦着桌子：“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来的台湾，第二年就摆这摊了，五年啦。时间真快，俺家小子都会打酱油了。”
“想家吗？”
老兵动作一顿，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想啊，怎么不想。俺娘还在山东，走的时候她身体就不太好，也不知道现在……唉，不说了，说多了难受。”
林默涵默默吃着馄饨。热汤下肚，身体暖起来，心却更冷了。
五年。他来台湾两年，已经觉得漫长如一生。这些被时代裹挟到这座孤岛的人，有的已经待了五年、八年，甚至更久。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就像他自己。
“老板，再来一碗。”他说。
“好，马上！”
第二碗馄饨端上来时，老兵忽然压低声音：“沈老板，您最近小心点。这两天老有些生面孔在附近转悠，看着不像好人。”
林默涵心头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可能是警局的人吧，最近查走私查得严。”
“不像警察。”老兵摇头，“警察没那种眼神。那些人的眼睛啊，看人的时候冷冰冰的，像刀子。”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
吃完馄饨，林默涵多付了钱，起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老板，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我很久没来吃馄饨了，你就当我回老家了吧。”
老兵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沈老板说哪里话，您这么好的主顾，可得常来。”
林默涵笑了笑，转身走进夜色。
他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贸易行后巷。那里有个不起眼的消防栓，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迅速将信封塞进消防栓底部的缝隙。明早会有人来取。
做完这一切，他直起身，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扶住墙壁。
太累了。连续半个月的高压状态，每天睡不到四小时，神经时刻绷紧。有时候他会产生幻觉，听见女儿在叫爸爸，看见妻子在厨房忙碌。可一转头，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和窗外陌生城市的灯火。
信仰能支撑人走多远？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就翻开那本《唐诗三百首》，看女儿的照片，默念杜甫的那句诗：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他没有家书。他只有一封永远无法寄出的信，和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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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军情局高雄站。
刘振声站在审讯室外的走廊，透过门上的小窗往里看。里面绑着一个人，是白天在码头抓到的“嫌疑分子”，一个码头工人，因为说了句“地下党的政策也不全是坏的”，被人举报。
审讯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刘振声手下最得力的打手“黑豹”正在“伺候”这位工人。鞭子抽在皮肉上的声音闷而沉，像打在沙袋上。工人的惨叫已经嘶哑，变成一种断续的**。
“说不说？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黑豹的声音透过门缝传出来。
“我……我就是个……搬货的……什么都不知道……”工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还嘴硬！”
又是一鞭。
刘振声点了根烟，深吸一口。他不喜欢用刑，不是心软，而是觉得效率低下。真正厉害的情报员，用刑是撬不开嘴的，比如七年前南京那个李涛。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