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皮甲，须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但目光依然清亮如水。身旁的马守应麾下回兵骑兵在山道上迤逦而行，雪亮的弯刀映着日光。
“道长，”马守应策马上前，“前面就是居庸关了。关内清军守军不到三千，又多为绿营。依末将看，劝降即可，不必强攻。”
玄青点头：“派使者去。告诉守将，大明豫国公有令：降者赦其罪，编入新军；顽抗者，城破之后，不论满汉，皆以叛逆论处。”
使者入关半日便带回了好消息：居庸关守将愿降，只求保全城中军民性命。
居庸关一降，清军从北京北撤的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条便被堵死了。如今从北京往北，山海关被杨震堵住，居庸关被玄青堵住，只剩下古北口、喜峰口等几条险峻的山谷小路。那些小路骡马难行，大军辎重根本无法通过。
北京，被彻底围死了。
三月初三，朱炎率后续大军抵达保定。
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距北京只有三百里。朱炎在此驻扎，把指挥部从南京前移到了前线。随行的有周文柏、王瑾，以及格物院的宋应星和一批技术骨干。
宋应星不是来打仗的。他是奉命来考察北直隶的农田水利，为战后重建做准备。
这天，朱炎在保定府衙召集会议。与会者有周文柏、宋应星，还有从各地赶来的地方官员。议题只有一个：北京光复后的善后事宜。
“北直隶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朱炎开门见山，“收复北京之后，首要之事不是庆祝，是安民。户部已从江南调拨一百万石粮食，将在天津港卸船，经陆路运抵北京。沿途各县需设粥厂，收容难民，组织春耕。”
周文柏接话：“吏部正在遴选北直隶各府县的官员人选。眼下最缺的是能干事、肯干事的循吏。江南新政培养了一批青年官员，可择优选派北上。另，特科中也有不少燕赵子弟，愿回乡效力。”
朱炎点头：“准。另传令给徐阁老，请他以‘三朝元老’的名义，写一篇《告北直隶士绅书》。告诉他们：朝廷回来，不是来秋后算账的。凡是在清廷治下未曾助纣为虐的士绅，一概既往不咎。若有曾为清廷效力但无血债者，只要上表谢罪、归顺朝廷，亦不追究。只有屠杀百姓、献城投敌的首恶，才依法论处。”
这番话看似宽仁，实则绵里藏针。江南的钱谦益、鲁王之乱还历历在目，朱炎深知，若不能分化北方士绅，让他们心怀希望，这些地方实力派迟早会成为新政的绊脚石。给他们出路，但也要划底线——有血债的，一个不赦。
三月初六，朱炎从保定北上，进驻涿州。此地距北京只有百里。
当晚，涿州大营的中军帐内灯火通明。各路将领的军报如雪片般飞来，堆了半张桌案。
杨震的军报：已钉死山海关，吴三桂数次出关探路，都被壕沟、拒马和明军的炮火挡了回去。吴三桂亲自率骑兵冲了三次，折损千余人，未能突破。
郑森的军报：水师已完全封锁渤海湾，击沉了十几艘试图偷渡的清军船只，俘获满清贵族及随从两千余人。天津港正在接收江南漕粮，第一批粮船已靠岸卸货。
玄青的军报：居庸关已降，古北口残敌也已肃清。各部正在燕山各个隘口设卡，确保清军不能从山路北窜。
万元吉、李定国的军报：川军精锐已过洛阳，正在向邯郸方向推进，预计三月中旬抵达北京南郊，完成最后一面的合围。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朱炎放下最后一份军报，起身走出大帐。
春风拂面，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涿州的田野上，有农人正在扶犁耕田。战乱似乎没有完全打断这里的生活，老农看到帐外的明军旗帜，远远地跪下磕了个头，然后继续赶着牛犁地。
朱炎看了许久，对身旁的周文柏说：“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等北京收复了，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周文柏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眼前这片刚刚从寒冬中苏醒的土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
崇祯十九年，三月初六。
春天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