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博士转过头，看着这个坚持原则的年轻人，“我听说你的实验室正在申请NIH的一笔关于神经突触的研究基金？我是评审委员会的顾问。老实说，你的研究方向很有趣。但如果你的学术观点太过于...保守，甚至阻碍了脑科学的发展，恐怕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
这不是威胁，这是“学术建议”。
一手拿着胡萝卜（巨额资助），一手拿着大棒（学术边缘化）。
斯特林博士不需要在辩论中赢过埃文斯。他只需要在生态位上碾压他。
“这不是科学...”埃文斯低声说道，脸色苍白，“这是资本在重写科学。”
“不，这是资源在加速科学的普及。”斯特林博士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领带，“没有资源的推动，真理往往会尘封在实验室里。我们是在帮真理‘插上翅膀’。埃文斯博士，你应该学会适应这个新时代。”
总编终于做出了决定。
“埃文斯博士，”总编没有看年轻人的眼睛，而是盯着那份意向书，“感谢你的审稿意见。但我们认为，学术界需要多元的声音。斯特林博士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前沿的探索，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埃文斯看着这两个人。一个是被资本武装的学术权威，一个是被市场逻辑说服的出版商。他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六个月后。1994年春。
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阶梯教室。
几百名大一新生正襟危坐，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眼神里充满了对神圣医学殿堂的憧憬。他们是天之骄子，是未来的医学精英。
站在讲台上的，正是雷蒙德·斯特林博士。
背后的幻灯片上，投射着那张色彩鲜艳的“心理压力自测卡”，以及那行加粗的定义：
**隐性脑功能障碍（Latent Cognitive Dysfunction）：一种因长期压力和焦虑引发的器质性脑病变，表现为情绪波动、注意力下降等。治疗方法：早期使用神经修复药物干预。**
“同学们，”斯特林博士的声音洪亮而富有感染力，像是一位布道的牧师，“记住，当病人向你抱怨工作累、心情烦躁时，那不是矫情，那是大脑在求救。作为医生，你们的职责不是让他们去休息，而是通过药物干预来修复他们受损的神经。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药物干预。”
“修复神经。”
学生们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这几个词，并在旁边画上了重点符号。
在他们年轻而空白的脑海里，这行字正在被刻印成真理。因为它是哈佛教授说的，因为它印在麦格劳-希尔的教科书上，因为它通过了FDA的认证。他们不会去查阅原始论文，也不会去质疑背后的资本逻辑。
窗外，春日的阳光洒在哈佛红砖的墙面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神圣、充满希望。
知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