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春天来得很晚。
当纽约的哈德逊河已经开始解冻，露出深灰色的河水时，三百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依然笼罩在湿冷的薄雾中。
Dirksen参议院办公大楼，304室。
威廉·哈特参议员坐在堆满了卷宗的橡木办公桌后。他今年六十二岁，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以花岗岩和固执著称的地方。他戴着一副厚底黑框眼镜，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在国会山混迹了三届的政客，倒像是个严肃的乡村高中校长。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市场’？”
哈特把一叠厚厚的观众投诉信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站在他对面的，是他的首席立法助理，年轻的埃里克。埃里克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还没学会如何在这个充满了妥协和交易的沼泽地里呼吸，此刻只能尴尬地调整着领带。
“参议员，沃特制药的那个《健康生活》节目...从技术上讲，并没有违反FDA的规定。”埃里克小心翼翼地解释道，“他们并没有直接推销某种特定的处方药，他们只是在进行‘疾病教育’。根据第一修正案...”
“别跟我提第一修正案！”哈特粗暴地打断了他，手指指着窗外。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可以看到K街入口处的一块巨大电子广告牌。屏幕上，杰森·布莱克医生正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对着过往的行人侃侃而谈。虽然听不见声音，但那副画面本身就是一种宣言。
“这不是教育，这是诱导。”哈特摘下眼镜，用手帕用力擦拭着镜片，“我不管那个布莱克医生是不是真的在揭露伪科学，由于他们的存在，现在打开电视，全是关于‘脑萎缩’、‘肾衰竭’、‘血管硬化’的恐吓。他们在制造焦虑，埃里克。他们在告诉我的选民：如果你不吃点什么，你就活不过明天。”
作为一名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他信奉的是“沉默的尊严”。在他看来，医学应该是神圣的、私密的，应该发生在医生那间充满了消毒水味道的诊室里，而不是在播放肥皂剧和脱口秀的电视屏幕上，像卖二手车一样被叫卖。
“看看这些信。”哈特指着桌上的那堆纸，“有家长抱怨孩子看完节目后不敢喝自来水；有老人因为担心自己的药是假的，擅自停药导致中风。这就是混乱。当真理的声音太大时，它就变成了噪音。”
“那您的意思是...”
“彻底净化。”哈特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早已起草好的法案草案，封面上印着一行黑体字：《广播电视净化法案》（The Clean Airwaves Act）。
“我要禁止所有医药产品——无论是处方药还是所谓的膳食补充剂——在黄金时段播出广告。”哈特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如果FDA的大卫·罗西不愿意当坏人，那就由我来当。我要让电视回到它该有的样子：新闻就是新闻，娱乐就是娱乐，药就是药。”
埃里克的脸色变了。他深知这份法案的分量。
“参议员，这会引发战争的。”埃里克提醒道，“沃特制药现在是共和党的金主，而且那个布莱克医生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很高。如果我们搞‘一刀切’，可能会被视为是在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知情权？”哈特冷笑了一声，“大众不需要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他们只需要知道政府能保护他们不被炸死。去安排听证会，埃里克。如果他们想打仗，那就打吧。”
......
纽约，沃特大厦顶层会议室。
“这老头疯了。”
巴里·海因斯，沃特的媒体主管，一边往嘴里塞着甜甜圈，一边含糊不清地骂道，“全面禁止？他以为现在是1950年吗？我们的收视率刚刚破了纪录，他现在要拔掉插头？”
索尔坐在会议桌的一侧，手里转着支钢笔。
“威廉·哈特，六十二岁，卫理公会教徒，越战老兵，道德洁癖。”索尔像背诵菜单一样列举着哈特的资料，“但他不是圣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他把一份薄薄的文件滑到长桌的尽头。
“这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吗？”维克多没有去接文件，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算是吧。”索尔耸了耸肩，“十七年前，哈特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后开车回家，在倒车时撞坏了路边的消防栓。当时的酒精测试显示他在临界值。虽然没有人员伤亡，警方也只是开了张罚单，但...”
“但在电视上，这就是‘酗酒驾驶’，是‘潜在的杀人犯’。”巴里兴奋地接过了话茬，“只要我们剪辑得当，配上几个被酒驾毁掉的家庭的哭诉镜头，再打上一行字幕：‘一个连车都开不好的人，怎么能决定我们吃什么药？’三天，老板，只要三天，我就能让他的支持率跌到马里亚纳海沟。”
这就是“人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在华盛顿，这比真正的子弹更有效，也更廉价。
巴里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构思广告脚本了。阴森的滤镜，刺耳的刹车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