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不够啊。年底了，很多民工要回家过年，招不到人。”
“高新区在建项目那么多，从其他工地协调。”陈述果断说，“这事吴成你去办，城投公司下面十几个工地，调几十个工人过去支援。工资按两倍算，区里补贴。”
吴成点头：“好，我下午就去协调。”
“还有公交班次。”陈述继续，“目前早晚各四班不够。蔡雅，你和公交公司再谈，中午增加两班，周末全天运行。补贴可以适当提高，但服务必须到位。”
蔡雅记下。
“企业方面，”陈述转向分管招商的副区长，“那几家正在观望的企业，特别是电子配套厂，这几天要逐一拜访。永鑫电子留下是个积极信号，要放大这个效应。”
“明白。”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一项项任务布置下去。
散会后，陈述回到办公室，天色已经暗了。
他打开抽屉，拿出高小琴那本笔记本，又翻看起来。灯光下，那些娟秀的字迹记录着酒桌间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林河权力场的另一面。
其中有一条引起他注意：“1997年10月，赵老板（赵瑞龙）在包厢说：‘东区那块地，我叔叔打过招呼了，走个形式就行。’”
“叔叔”——指的是赵立冬。
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下周的招拍挂，恐怕真的只是“走个形式”。
手机震动，是祁同伟发来的短信：“马三的线索断了。市局那边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照片的事，也说要‘进一步调查’。”
陈述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停顿片刻，回复：“知道了。先放一放。”
有些事，急不得。
他关掉手机，走到窗前。高新区的大楼已经亮起了灯，远处工地上的塔吊还在作业，红色的警示灯在夜色中一闪一闪。
1997年只剩最后七天。
这一年，林河变化太快——从镇到区，从农田到厂房，从默默无闻到争议不断。而他自己，也从基层干部变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