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月，天下娱乐上下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转。
每天天不亮摄影棚的灯就亮了，收工常常到后半夜。片场在九龙的旧工业区里，租了一个废弃的仓库改造的，墙皮斑驳脱落，地上铺着厚厚一层水泥灰，踩上去鞋底全是白色的。
灯光吊在铁架上，电线横七竖八地从头顶穿过，两台摄像机的镜头盖打开的时候咔嗒一声，就跟枪上膛似的，整个片场就活过来了。
刘佳玲每天早上六点到棚里练武打动作，天还没亮就来了，她接的那个角色是个女拳师，有大量打戏，打戏不是摆个花架子就行，要真打真摔。
她跟着武术指导学了一个月的拳脚功夫，从最基础的马步开始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腿抖得跟筛糠似的也不喊停。
手上脚上全是淤青，膝盖上的青紫还没消下去又添了新的，晚上回去用热毛巾敷着疼得直抽气，第二天早上又准时出现在片场。
有一次拍一场被人从台阶上推下来的戏，她真从楼梯上滚下来，后腰撞在台阶棱上，疼得脸都白了，躺在地上缓了好半天才爬起来，爬起来第一句话是"刚才那个镜头能用吗？不行再来一条"。
秦向东在监视器后面看了半天，说了句过了，刘佳玲才咧嘴笑了，扶着腰慢慢走到休息区坐下，助理递过来一瓶水她一口气灌了半瓶。
梁潮伟为了这部戏的角色减了十五斤体重。一米七八的个头瘦到一百二十斤出头，颧骨都突出来了，两颊陷进去，眼窝凹得更深了。
他那个角色是个落魄的码头工人，三十年前跟兄弟走散，一个人在香港讨生活，穿的棉袄是道具组特意做旧的，破了好几个洞，棉花从洞里露出来，灰扑扑的。
他在三十多度的摄影棚里拍冬天的戏，裹着那件厚棉袄，汗从额头一路淌到脖子里，棉袄领子湿了一圈，他也不吭声，一个镜头拍完助理递毛巾过去擦一把脸就接着来。
有一段戏是他在码头边上蹲着吃一碗面，拍了八条，吃了八碗面，吃到后来他摆手说不行了再吃要吐了，秦向东看了看监视器说行了用第六条吧。
梁潮伟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两手撑着膝盖，缓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临走前踢了秦向东一脚，骂了句扑街仔，
秦向东哈哈笑着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俩人晃晃荡荡的出去吃面了……
周星星第一次独立做导演，整个人简直换了副性格。平时那个害羞内向见了生人都要低头绕着走的人，一站到监视器后头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嗓门比谁都大，整个片场都能听见他喊"灯光往左挪两寸""摄影机再退半米""那个群演你往右边站一步你看你把主角的光挡了"。
他手里永远攥着一个对讲机，有时候喊急了直接把对讲机扔在监视器台上，自己跑过去给演员讲戏。他讲戏的时候又是另一副样子，蹲在演员旁边，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眼睛亮得跟点了灯一样。
一个镜头他要是觉得不对，能连拍三十条，全组上下被他骂了个遍，场务、灯光、摄影、演员全挨过他的吼。
有一次吼完场务之后，那个小伙子眼眶都红了，周星星看见了愣了两秒，然后笑嘻嘻地跑过去给人递水，拍了拍他肩膀说"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急了再来一条行不"，又恢复了平时那个不好意思的周星星。
有一天拍一场重头戏，梁潮伟跟对手演员面对面坐着说一段三分钟的台词。两个人坐在一个破旧的茶餐厅卡座里，桌上放着一碗已经凉透的云吞面，灯光从侧上方打下来，在两个人脸上分出明暗。
周星星拍了十五条，每一条都说不满意。第十六条的时候梁潮伟台词说到一半忽然即兴加了一句剧本里没有的话，很轻的一句话，像自言自语一样，说完之后对面的演员愣了半秒，然后接上了后面的戏。
周星星在监视器后面蹭一下站起来，对讲机都掉了，指着屏幕喊："就是这个！过了！阿伟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加上去加上去！"
梁潮伟从卡座里探出头来，一脸茫然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周星星低头拿笔在剧本上刷刷刷地写，手速快得像在赶火车。
秦向东更忙。他白天在几个片场之间来回跑，九龙那个仓库片场拍年代戏，另一个在湾仔租的小摄影棚拍都市喜剧，两边隔了大半个港岛。
他有时候上午在九龙盯完一场重头戏，开车四十分钟赶到湾仔看下午的布景，顺便跟美术指导讨论一下墙上的海报应该贴哪一年的。
晚上更不得闲，几乎天天约院线老板吃饭喝酒，一家一家地谈排片。铜锣湾那家影院的老板姓陈，五十多岁，矮胖，烟不离手，一杯威士忌下去就拍胸脯说"秦老板你放心我给你加场次"。
旺角那家影院老板姓吴，戴着金链子，精瘦精明，拐弯抹角地说"何家那边打了招呼我们也不好办啊"，秦向东就笑着一杯一杯敬酒，不卑不亢地谈上座率、谈观众期待、谈年末档期的市场潜力，说到最后吴老板那杯酒始终没动，但也没把话说死。
有时候喝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