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匠皆有了更赋减免，只有商人没有。
也算是重农抑商的某种表现了。
麋竺又继续宣读了几条，包括商船之税船五丈以上，年纳一算，与朝廷旧制同；
船五丈以下，免征税赋，以便百姓捕鱼。
又规定凡外来商贾运货入长沙者，只在首入之市征收一次商税，出郡时不再重复征收0
待麋竺将整卷章程宣读完毕，在座豪强们心中皆已盘算清楚。
依这新法，他们名下工坊、商铺、商船每年所纳之税，相较此前官府层层盘剥，反倒减轻了不少。
关键是这些缴纳的税赋不是进了贪官污吏口袋，而是进了郡府府库，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随着税法公示于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往日那些县吏、乡胥随意加征、任意刁难的勾当，在新法之下将大为收敛。
一个在比较冷门的知识，甚至当世的普通人都未必知道，在封建体制下，行商经营，八成的精力都用在了应付官府之上。反倒是真正的买卖交易，是不足为道的细枝末节。
麋竺收起帛书，再次向众人拱手，慨然道：「《管子》有云：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长沙工商之兴衰，系于诸君，亦系于法度。」
「今新法既立，章程已明，只要诸位在长沙境内依法经营，依章纳税，郡府必保诸君秋毫无犯，绝不使一人因吏员侵夺而蒙冤受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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