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义。
反过来收获的，是别人更多的尊重和感激。
十二点整，门铃响了。
汤淼去开门。
进来的男人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穿着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标准的中年体制内男人形象。
“徐总！”潘雪莲迎上去，声音甜了八度，“您可真准时。”
“潘老师请吃饭，我哪敢迟到。”
徐大川笑着，目光扫过我，又扫过汤淼，在汤淼身上多停留了半秒。
“徐总，幸会。我是刘顶峰。”我上前握手。
“刘总，久仰。”他握手很实，力道足。
我们到茶室坐下。
茶已经泡好了，是顶级的金骏眉。
“徐总，这地方还行吧？”潘雪莲问。
徐大川环顾四周，点点头：“不错，清净。以后有接待，可以安排这儿。”
茶过三巡，话题从天气聊到经济，从省里政策聊到国企改革。
徐大川说话很谨慎，每句都在脑子里过三遍才出口。
但提到黄金行业，他话多了起来。
“现在难啊。”
他喝了口茶，“我们这种省属国企，上有央企挤压，下有民企追赶。资源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
“徐总谦虚了，”我说，“省黄金集团是咱们省的龙头，资源、技术、人才都是顶尖的。”
“顶尖？”他苦笑，“刘总，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要饭。”
潘雪莲适时插话：“徐总，您这说得太严重了。”
“一点不严重。”徐大川看着我，“国企有国企的难处。机制不灵活，决策流程长。一个好矿，从勘探到立项，没三五年下不来。等批文下来了，市场早变了。”
他顿了顿：“民企呢？看准了，砸钱，快进快出。我们学不来。”
徐大川这句话，道尽了所有国企领导的困境，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他们手握垄断资源，却被体制捆住手脚；他们看着民企野蛮生长，自己却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