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下楼吃饭。
红红还在睡。
昨晚折腾到很晚，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
餐厅里人不多，我简单吃了点东西，林薇就到了。
她今天穿了一套深灰色的套装，干练利落，头发盘起来，显得格外精神。
“刘总，车已经在门口了。”她说。
“走吧。”
车子驶出丽思卡尔顿，先去协和医院附近接金工。
北京的早高峰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出发的早，路上还算通畅，但到了东二环，车流明显多起来。
金工站在路边等着，看见我们的车，招了招手。
上车后，他坐在后座，精神很好。
“金工，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我问。
“好得很。”他笑了，“昨天半斤二锅头，回来倒头就睡。”
车子一路向西，朝海淀区开去。
北京的交通不靠谱，这是常识。
所以我们出发得早，留足了余量。
果然，过了西直门，车速就慢下来了。
走走停停，等到了学院路，已经快十点了。
矿大（北京）的校门不算气派，但透着一种沉稳的气息。
车子驶入校园，路两边是高大的法桐，树影斑驳。
操场上有人在跑步，三三两两的学生抱着书走过。
一个年轻人迎上来，自称是彭院士的助理，把我们领到办公楼。
彭院士的办公室在四楼。
助理推开房门，请我们进去。
“彭院士正在开会，大概十点半结束。”他说，“几位先在这里等一会儿，请随意。”
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一排书柜靠墙而立，里面塞满了专业书籍和资料。
墙上挂着几幅照片，有学术会议的合影，也有野外考察的场景。
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长得郁郁葱葱。
靠窗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但码放得整整齐齐。
台历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安排。
我在沙发上坐下，林薇也安静地坐在一旁。
十点半，门被准时推开。
彭苏平院士走了进来。
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步伐稳健。
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没系领带，朴素得像个普通的老教授。
“白青！”他笑着走过来，握住金工的手，用力晃了晃。
金工也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开心：“彭老师。”
彭院士又看向我，伸出手：“这位就是刘总吧？白青跟我提过你。”
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握住他的手：“彭院士，久仰大名。打扰您了。”
“不打扰，不打扰。”他摆摆手，示意我们都坐下，“今天上午有个会，让几位久等了。”
助理端上茶，退了出去。
彭院士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下，看着金工，眼神里有一种慈爱。
“白青是我带研究生第一批学生，”他对着说，“当时我让他留北京，可是他爱恋家乡，还是回去工作了。”
彭院士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点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快三十年了。”
他转向我，目光温和但深邃。
“刘总，我这个学生啊，我很尊重他。”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判一个学生好不好？我是一个老师，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彭院士靠在椅背上，语气像是在和学生聊天，“我看就这八个字——明德至善，好学力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几个人，指着墙上八个大字。
“这是咱们矿大的校训。我们不能说学生发了财给学校捐钱，就是一定是好学生；也不能说单纯学术成就高，就是好学生，更不能说谁官当的大就是好学生。这些都重要，但最根本的，就是这八个字——明德至善，好学力行。”
他指着金工，声音提高了一点。
“按照这个标准，金白青就是我最好的学生。”
金工低下头，脸上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姓金，可他不爱钱，他道德高尚，就像他的名字，做人清清白白，不愿意与那些蝇营狗苟的人妥协。”
彭院士说，语气里带着赞赏，“这么多年，他一直守在基层，天天风餐露宿，为国家探明家底，一辈子说实话，不肯跟那些人同流合污。”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还爱学习，我一看他的报告就知道，他一直在跟踪我们行业最新技术，没有落伍啊。从我们学校毕业快三十年了，还是初心不改。”
彭院士放下茶杯，看着金工。
“他身体力行，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不是喊口号，是真刀真枪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