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华为的调性，如果不是举国之力在背后托着，没有笃定的把握，会这么高调地往外扔一个‘定律’？”
焦莉莉没接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半导体界的圣经是摩尔定律，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好使了。”
我用烟嘴在桌上虚画了一条线，“戈登·摩尔1965年提那个东西，不是物理定律，就是一个工程经验总结：每十八个月芯片上晶体管密度翻一番。过去六十年，全球半导体就是靠‘几何缩微’四个字往前推——晶体管越做越小，密度越来越高，性能越跑越快。”
我弹了弹烟灰。
“但是这条路现在撞墙了。物理上，制程进入2纳米以下，晶体管接近原子量级，量子隧穿效应导致电子到处乱跑，传统开关功能都快失灵了。经济上更离谱，3纳米制程设计成本超过10亿美元，单次流片费用超过5亿美元。能玩得起这个游戏的企业，从二十多家一路淘汰到现在只剩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家。全球半导体产业已经从‘技术驱动’变成了‘资本黑洞’。”
“那韬定律呢？”焦莉莉往前倾了倾身，膝盖上的手指开始不自觉地轻点。
“韬定律，就是在这堵墙面前另开了一条路。”
我看着焦莉莉，向她讲述我自己关于韬定律的思考，“华为给它的名字叫‘韬（τ）定律’——这个τ是希腊字母，在电路理论里代表时间常数。信号在电路中完成一次状态切换需要的时间，τ值越小，电路跑得越快。韬定律的核心逻辑就一句话：不再执著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系统性降低信号传播的时间常数。 把芯片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
焦莉莉眨了眨眼，显然在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