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子的关注点，让已经按捺不住的吴三桂一下子冷静不少。
对啊，这部戏虽然把自己写得很惨，但到底是苦主设定。
尤其冲冠一怒那段，更是把一个悲惨的完美受害者给凸显出来了。
自己是正面角色啊！
那反派就是夺人所爱的卢象升，还有利欲熏心又为老不尊的钱谦益了。
堂倌听到朱公子这话，又说道：“公子这话在此处说说就好，千万不要传出去了，免得招惹是非啊。”
朱公子深吸一气，假装漫不经心地笑问道：“哦？那这戏班子演戏唱戏，就不怕招惹是非了？小吴将军也好，卢阁部也罢，还有钱主事，可都是国家功臣，新政先锋，如此诋毁编排，莫非不怕吗？”
堂倌一怔，旋即说道：“公子啊，一部戏而已，何必如此较真呢？看个乐就好呗。”
朱公子也知道跟他计较没意思，于是又问道：“这《玉阙记》今晚只唱一遍吗？”
堂倌道：“当然不是，这戏可热门了，你看这一屋都是来捧场的。稍晚些还有呢。”
朱公子点点头：“若是想和这戏班的人聊聊，不知要如何才能方便？”
堂倌一下子就知道来了大买卖，于是他更加热心：“公子若是喜欢，我这就带班主出来。”
朱公子想了想，说道：“不急，等戏唱完再说。”
堂倌笑着下去了。
等人走远，朱公子扭头便用冰冷的语气问道：“建斗牵头俸禄新政，受之作为预算司主事主管钱财，两人现在又同时被编成这种丑角。”
“这些人是想干什么？莫非给他们涨俸禄都不满意吗？”
做了几年皇帝，朱由检也是有经验了。
文艺作品也是一种舆论工具，甚至是统战武器。
这次无非就是又有人在背后想抵制新政，然后借这种形式把卢象升与钱谦益两个名声搞臭。
两个坏人怎么能在台面上行政呢？
先试探，再出手，一步步切香肠，最后图穷匕见。
薛国观小声说道：“公子，兴许只是当初因为摊丁入亩或者丢了田产的中产们狗急跳墙，故而写这些故事来宣泄不满。”
“狂犬吠日，难免的事。”
朱由检倒也不急，拿起茶点吃起来，欣赏起眼前的戏剧。
《牡丹亭》后，便是明代更经典的曲目《琵琶记》。
看着看着，朱由检便觉得有些无趣了。
这也不怪他。《琵琶记》是元末时有名的南戏，说的是东汉有个书生叫蔡伯喈，为考试不得不离别父母妻子，经年不归，后来父母离世，妻子赵五娘手绘公婆遗像，一路弹唱行孝曲寻夫。
最终夫妻团聚，一起包了饺子。蔡伯喈感叹：“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这《琵琶记》的故事怎么看着能如此无趣？适才的《牡丹亭》好歹也说的是男女情爱。”
朱由检疑惑道：“如此曲目也能成为经典，老百姓真能看得下去？”
孙传庭、朱聿键和薛国观一下子面露难色。
他们真不敢说原因。
但又不得不说。
朱聿键和薛国观看了一眼孙传庭，没办法，孙传庭只好凑近，小声说道：“回陛下……这戏乃是太祖所推。”
朱由检真是愣住了。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极其厌恶戏曲，觉得戏子都是群不事生产的寄生虫，还觉得元朝灭亡的责任有一半都在那些戏子身上。
一群有钱人的暗娼而已，竟然也敢耍威风？于是上台就颁布戏曲禁令，规定民间不得扮演帝王将相，更不能穿金戴银。
太祖亲自对当时的吏部尚书詹同说：“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
既然这些东西是精神鸩毒了，那必须禁止啊。
于是太祖在《大明律》中载有明文：“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
尤其是官员若敢高消费，在家里搞戏班子、搭台唱戏什么的，下场更是惨不忍睹。
当时的大明官员若是家中有人敢和戏子成婚，太祖听说以后都是不轻饶的。
但太祖不是什么戏都不喜欢，他对昆曲这类南戏的兴趣不小，这《琵琶记》更是他的心头好，还强推过。
因为《琵琶记》里的故事展现了孝悌等传统忠孝观，所以太祖爷在《大明律》又作了如下规定：“其神 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 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总而言之：戏剧作品一定要有教育意义。
朱由检听后更绷不住了：“那刚刚的《玉阙记》怎么就能如此大胆？还能随意编排当朝大臣？”
就是要岁月史书，也要等人死了再说吧？
既然大明对戏剧创作那么严格，怎么还能有这种事发生？
薛国观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