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他们在升龙城一待就是七天。
他们并不知道淮安那边也有一场可能引起历史巨变的大会即将召开，各自办起了自己的事情。
韩一良与秦良玉拿到了安南国内的驿站图和港口地形图，确定了几个位置作为将来粮食转运的节点，还有近年的粮价信息。
安南当初虽然闹独立，但制度和地方建置还是保持了大明特色，那些文书还基本都是用汉字写成，看起来真不费劲。
而这段日子里，李定国发挥了作为年轻人的优势，精力旺盛得不行，骑着马把升龙城四周逛了一遍，在莫敬完和郑弟的陪同下视察周围的村落，又鼓励一些村民回来继续收秋粮。
这一走访，真让李定国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且说安南的土地政策与中原不同，他们不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一套，是有“公田”和“公社”的。
所谓“公田”，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所有的土地，但并非公有制性质的国家所有。黎朝推行了所谓的“均田制”，确定了“公田”的分配和使用办法。
公田名义归属皇帝本人，用于供养皇室、赏赐功臣，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国内的其他土地则承认为地方世家贵族私有。
是真的私有，神圣不可侵犯那种。
朱陛下在大明可以抄家和没收地主土地。但在安南，他们的皇帝真没这个权力，甚至不能对私有土地收税。
而公社制度早在汉唐时就有，拥有很强的独立性。黎朝一方面仍然保存了公社，但另一方面把公社变成了封建政权的剥削基础，公社成员变成了隶属于封建国家的农民。这是逐渐取消公社的自治权、推动越南社会机构封建化过程的一个步骤。
黎朝后期，这套制度就搞不下去了。因为政府免除了私有土地的税收，并且颁布了许多旨在使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和集中土地合法化的规定。土地私有制有逐渐超过公田的发展趋势。
（以上内容参考、摘抄自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翻译的《越南历史》）
最后就是经典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黎朝无力镇压，被权臣给钻了空子。
李定国光是知道这些，也明白为何安南遍地是大小王了。
大明的世家大族也就说着玩玩，这里的世家才是真的土皇帝啊。
而这些世家倒也真不傻，一个个都跑到升龙城里来拜会大明天使。
这帮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都爱大明，爱崇祯帝君，爱中原文化。
有几个甚至提出希望能让家中幼子去大明留学，考个科举功名什么的。
韩一良不拒绝也不答应，只说会记下名字，然后交给朱陛下圣裁。
在第六天的时候，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南边的阮家来人了，逃到清化的郑梉也派人送信过来。
郑梉的信写得很长，也很诚恳。但大意就是认错。
首先，郑梉再次承认，让儿子带兵去高平“惊扰天使”实在太不该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其次，就是对郑弟和郑祚的政变表示愤慨，希望天使能明察秋毫，千万别被两个逆贼骗了，我郑梉虽然挟天子令诸侯，虽然奢侈享受，虽然压榨百姓，但我是大明忠臣。
最后，郑梉低姿态请求韩一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安南肯定会取消帝号，彻底臣服，哪怕像永乐年间那样给大明做个“安南都指挥使司”也可以，他也愿意接受大明册封，只求当个清化府的布政使就行。
韩一良对此不置可否，将原件当成新奏报的附件，准备一并送去淮安给朱陛下看。
而阮家派来的人来头不算小，乃是现任阮家家主阮福源定下的继承人，次子阮福澜。
可以说，两边都非常有诚意。
阮福澜今年三十一岁，在城门前看到比自己小了十八岁的李定国出来迎接后，丝毫不带犹豫地立刻行礼道：“外臣阮福澜恭请大明皇帝陛下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定国从容道：“圣躬安。阮使请起，先入城吧。”
阮福澜赶紧起身，说道：“想来阁下就是李鸿远李公子了吧？”
李定国有些意外：“你认得我？”
阮福澜道：“阁下在太原城怒斥郑家逆臣，虽然年纪尚小，却有当年汉武帝之冠军侯的风采，外臣早就如雷贯耳了！”
李定国听后笑了：“我哪里敢跟冠军侯比？当年霍去病北灭匈奴，封狼居胥，是大功绩，我如今只是口舌之利，算不得什么本事。”
“倒是阮使今年看着不大，可有什么官职？”
阮福澜跟在后面，双手作揖：“惭愧。外臣如今未有功劳，只是因沾了家父的光，被封一个仁禄侯。”
李定国笑得更大声了：“你看你看，你还说我有冠军侯的风采，可如今你才是侯啊。”
阮福澜面色涨红，忙道：“小国侯爵，怕是都比得上大国的一个七品官，我怎么敢跟公子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