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第一。”
“我愿意！我能干！谢谢您！谢谢同志！”苦妹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连忙不迭地点头，生怕对方反悔。
于是，苦妹成了这个庞大煤场里，唯一一个推煤车的女人。
这活儿，确实比直接用铁锹卸车皮“轻点”，但也仅仅是“轻点”而已。那独轮的铁皮小推车，空着的时候就有几十斤重，当她用铁锹将湿漉漉、沉甸甸的煤块一锹一锹装满，堆得像座小山时，整个车子的重量简直堪比巨石。
她需要弯下腰，双手死死抓住车把，用尽全身的力气，依靠腰腹的力量，才能“嘿”地一声，将这庞然大物抬离地面。
第一步总是最艰难的。车轮深深陷在松软的煤渣里，每往前推动一步，都感觉是在和整个大地角力。
沉重的车把深深嵌进她瘦削的肩膀，粗糙的木柄很快就把棉袄磨破，直接硌在骨头上，钻心地疼。
她必须咬紧牙关，绷紧全身每一根神经，才能保持这沉重家伙的平衡，在凹凸不平、满是煤块和积水的场地上，踉踉跄跄地前行。
从卸货点到远处的煤堆，距离不近，她推着这山一样的煤车，在那黑色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道路上，来回往复。
汗水很快浸透了内衣，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冷风一吹，又变得冰凉刺骨。额上的汗水混着脸上的煤灰，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痛，她只能胡乱用同样乌黑的袖子抹一把，眼前一片模糊。
鼻腔里、嘴巴里，全是煤尘的味道，连吐出的唾沫都是黑色的。
一趟，两趟，三趟……她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偶，麻木地重复着铲煤、装车、推车、倾倒的动作。
周围的那些卸车工，起初还用好奇、戏谑，甚至带着点怜悯的目光看她这个突兀的女人，但看到她只是埋着头，一声不吭，拼尽全力推着一车又一车，那目光也渐渐变得和其他煤块一样，麻木而冰冷。
一天下来，当夕阳的余晖给黑色的煤山镀上一层诡异的金边时，苦妹几乎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两条胳膊肿胀酸痛，抬不起来；腰像是断成了几截，每动一下都牵扯着剧痛；肩膀早已被车把磨破，结了痂又磨破，血肉模糊地和棉袄粘连在一起，每放下一趟空车，都像撕掉一层皮。
脸上、脖子上、所有裸露的皮肤，都覆盖着厚厚一层煤灰，只有偶尔眨眼时，才能看到一丝原本的肤色。
当她从那个管事的男人手里，接过这一天用命拼来的、一小叠皱巴巴、沾满黑色指印的毛票和硬币时，她的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那钱，带着她汗水的咸涩和煤尘的苦涩气味。
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一步步挪回小王庄，挪回那个亮着微弱灯光的土坯房时，天早已黑透。
王建国看到她这副像是从地底煤窑里爬出来的模样，愣在了灶房门口，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默默地给她打来了一大盆热水。
苦妹也顾不上什么避讳了，就着昏暗的油灯光，脱下沉重的、浸满汗水和煤灰的破棉袄，用毛巾蘸着热水，擦拭着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的污垢。
那水，瞬间就变得如同墨汁一般乌黑。温热的水流划过肩膀上血肉模糊的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她死死咬住嘴唇，才没有哼出声来。
王建国看着她肩膀上那触目惊心的伤，眉头紧紧锁着，半晌，才哑着嗓子说了一句：“明天……要不别去了。”
苦妹摇了摇头，声音因为疲惫而沙哑：“没事……扛得住。家里……不能没进项。”
她换上一件干净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瘫倒在烧得温热的大炕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建国把温在锅里的稀粥和贴饼子端到她炕头，她勉强吃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从那以后，苦妹就成了煤场一个固定的、沉默的“临时工”。每天天不亮，她就顶着星星出门，揣着冰冷的干粮，步行那五六里坑洼的土路。
傍晚，再拖着散了架似的身体，像一抹游魂般飘回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她赚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每次领到那点微薄的工钱，她都会在煤场角落，借着天光，仔细地数清楚，将那些沾着煤灰和血污的毛票、硬币，小心翼翼地抚平，叠好，紧紧攥在手心。
回到家，等王建国睡下后，她会悄悄掀开炕席的一角，将这一天辛苦所得，仔细地、一张一张地，塞进炕席底下最里面的角落。
那里，是她和王建国安睡的地方，温热，干燥。她看着那炕席底下，由无数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和硬币堆积起来的小小“积蓄”一点点变厚，心里会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满足感和踏实感。
这钱，是她用血、用汗、用几乎透支的生命力换来的，是她对这个“家”最实在的贡献，也是她能够留在这里、拥有这片屋顶的底气。
她在心里默默盘算着，等钱再多一点，开春就能给王建国买一身结实耐磨的新劳动布衣裳，他下地干活总穿那身破的，寒风都往里钻；也许还能扯几尺便宜厚实的布，给自己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