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国会山。
十月的清晨带着一丝凉意，但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216室里却热得像个蒸笼。这里是卫生与公众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现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混合了陈旧地毯、现磨咖啡、打印机墨粉和紧张汗水的味道。
这是一种权力的味道。
镁光灯疯狂闪烁，几十台摄像机的镜头像黑洞一样，贪婪地吞噬着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最后聚焦在坐在证人席上的那个男人身上——FDA局长大卫·罗西。
大卫·罗西今天穿了一套深蓝色的定制西装，领带是沉稳的勃艮第红。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疲惫与坚毅，仿佛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日夜操劳的公仆。
“罗西局长，”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推了推老花镜，手里挥舞着一份《华盛顿邮报》的剪报，语气咄咄逼人，“有批评声音指出，自从PDUFA（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实施以来，FDA的预算有接近一半来自制药公司的‘付费’。这是否意味着，监管者已经变成了服务者？你们为了追求审批速度，是否牺牲了最基本的药品安全性？”
参议员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抛出了那句精心准备的台词：“你们是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辉瑞和沃特制药的股价服务？”
这个问题很尖锐，像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华盛顿“旋转门”的脓包。现场的记者们纷纷举起录音笔，期待着这位局长的失态。
但大卫·罗西没有慌乱。
他缓缓地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这个动作给了他三秒钟的思考时间，也让他看起来更加从容。
“参议员先生，”大卫放下了水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里写满了坦诚与痛心，“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甚至是对我们在座数千名辛勤工作的科学家的人格侮辱。”
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回荡在听证会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洪亮、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感”。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概念：效率，就是生命。”
大卫从身边的爱马仕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那是今天早上刚刚签署生效的“沃特‘涅槃’临床三期”加速审批函。
“就在昨天，我们刚刚为一款革命性的脑神经修复药物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一位正在失去记忆的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患者，或者一位被焦虑症折磨得无法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早一天批准，就意味着他们能早一天找回自我，而不是在混沌中沉沦。”
他举起那份文件，好似在展示一面正义的旗帜。
“参议员先生，您提到‘付费’。是的，制药公司支付了费用。但这笔钱去哪了？它没有进入任何人的口袋。它变成了我们招聘的300名神经学家、数据分析师和临床医生的工资！它变成了我们更新的计算机系统！它变成了我们加速审批流程的燃料！”
大卫越说越激动，他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展现出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战斗的姿态。
“这五年里，因为PDUFA提供的资源，我们让美国成为了全球新药上市最快的国家。以前，我们的病人要等欧洲人先用上救命药，还要等上两年；现在，是全世界在等美国！这就是我们‘牺牲’的结果吗？不，这是我们奋斗的勋章！这不是‘被俘获’，这是‘行政效能的觉醒’！我们是在保护美国人民——保护他们免受‘等待’的杀戮。”
这一番话掷地有声，将“收费”重构为“资源优化”，将“速度”等同于“人道主义”。
“说得好！”
就在这时，听证席第一排，一位头发花白、神情恍惚的老人的家属激动地喊道。她满含热泪，声音颤抖：“如果不是FDA加速批准了临床试验，我丈夫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罗西局长是在救命！那些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政客，根本不懂我们在经历什么！”
摄像机立刻捕捉到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那位加州参议员张了张嘴，脸涨得通红。在如此强大的“民意”和“道德高地”面前，任何反驳都显得冷血和无情。
台下先是寂静，随后，在听证会后排的VIP席位上，维克多·柯里昂带头鼓起了掌。
他的掌声有力、沉稳、节奏分明，像是一种明确的信号。
紧接着，早已安排好的制药协会代表、患者权益组织，以及一些立场摇摆的议员，也纷纷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很快，掌声连成了一片，淹没了质疑声，甚至有人起立致敬。
坐在维克多身边的巴里凑过来，低声说道：“精彩的演讲。大卫现在的水平，已经可以去竞选州长了。刚才那个‘家属代表’是谁找来的？演技很逼真。”
“她是真的家属。”维克多看着台上那个意气风发的局长，眼中闪过一丝冷静的审视，“真实的焦虑和恐惧，才是最好的道具。我们只是给了她一个麦克风，让她在正确的时间，说出了我们需要的话。”
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将投票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