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文件包准时上传。秦向东在安全屋里盯着屏幕上的上传进度条走到百分之百，然后关掉了电脑。他走到窗边，看着唐人街巷子里昏黄的路灯和偶尔驶过的摩托车。曼谷的夜晚仍然闷热，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和远处寺庙传来的钟声。
他给阿八发了一条消息：“东南亚数据已经发出。联系阿努，帮她和她妹妹离开泰国。越快越好。”
阿八的回复过了一个小时才来：“已经在安排了。明天下午有一班从曼谷飞清迈的航班，再从清迈走陆路去老挝。会有人接应。”
秦向东把手机收起来，在安全屋的床上躺下来。他在黑暗中听着窗外持续不断的城市噪音，脑子里却在想吴先生。
他花了十五年时间，在东南亚最黑暗的角落里一点一点创造这些，为了脱离这个组织，他用了十五年，最后死在一座孤岛上，把所有证据交给了别人去完成他没有做完的事。
秦向东闭上眼睛。东南亚的数据已经发出去了。如果那些接收方能够快速行动，中转站里的人还有机会被救出来。阿努和她妹妹会在明天离开泰国。剩下的，就要看那些名字和坐标在阳光下能激起多大的涟漪了。
曼谷的凌晨闷热而潮湿，秦向东在安全屋的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却没有睡着。脑子里那组数据一直在转——运输路线的起点、中转站的位置、资金流向的三个账户，香港那个账户在所有记录里出现的频率最高。他坐起来，打开电脑，把那组数据重新调了出来。
香江的账户属于一家叫“南星贸易”的公司，注册地址在尖沙咀的一栋写字楼里，董事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陈永昌。秦向东把吴先生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在页脚那个圆圈符号旁边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他之前没有注意过——“陈，香江，最后的后手。”
吴先生在东南亚做了十五年人口贩卖的“第七席”，但他的大本营不在曼谷，也不在金三角。他在香江。所有的资金最终都汇入那个账户，所有的运输指令都从那个地址发出，所有的关键人物都从那栋写字楼里进出。曼谷、仰光、万象、吉隆坡的据点都只是执行层，真正的决策中心一直在香江。
秦向东把电脑合上，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吴先生在维也纳金库里留下的第一组数字，想起了戈尔德村橄榄树下的黄铜钥匙，想起了尼斯公寓书桌抽屉里的U盘。
吴先生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从欧洲牵引到非洲，又从非洲牵引回欧洲，最后在日内瓦结束了以太会的欧洲网络。但东南亚的部分从一开始就是另一条线，一条更深、更隐蔽的线，终点在香港。
天亮之后他给苏拉杰留了一张纸条，让他转告阿努：离开泰国的计划不变，但目的地改成香江。如果阿努知道更多关于陈永昌的事，到了香江之后也许能用上。
他自己在当天中午坐上了曼谷飞香江的航班。三个小时的航程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方深蓝色海面
然后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岛屿和半岛轮廓。香江在下午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群，高楼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山坡上拔地而起，密集得像一片水泥森林。
飞机在赤鱲角机场降落的时候，秦向东把阿努给的盒子里的数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南星贸易，尖沙咀，陈永昌。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在吴先生的任何文件里看到过，但那个铅笔字的标注“最后的后手”说明吴先生把这个人当做最后的底牌——或者是最后的退路。
他没有回集团公司，现在肯定有人在那里埋伏，盯着自己的行踪，如果出现在了公司，那他就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他现在所拥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
秦向东在九龙的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房间在弥敦道旁边的一条巷子里，窗户朝着后巷的排风口。
放下行李之后他给阿八发了一条消息，让他查陈永昌的背景和南星贸易的注册信息。阿八的回复来得很快：“陈永昌，六十二岁，香港籍，表面上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但我在吴先生留下的欧洲文件里找到了一个交叉引用——陈永昌的名字出现在一份2003年的布鲁塞尔会议记录里，那次会议的参会者名单里还有兰茨和另外两个以太会成员。陈永昌是‘第十二席’。吴先生在东南亚的所有行动，最终都要向他汇报。”
秦向东把手机放在床上，走到窗边。后巷对面是一栋旧式的唐楼，晾衣杆上挂满了衣服，空调外机嗡嗡作响。他在想吴先生和陈永昌之间的关系。如果陈永昌是“第十二席”，是吴先生的直接上级，那吴先生收集的证据里有多少是关于陈永昌的？U盘里的买家名单和资金流向里有没有陈永昌的名字？如果有，那陈永昌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数据泄露了。但香港这边没有任何动静，至少表面上没有。
他决定先找到南星贸易的办公地点。当天傍晚他坐地铁到了尖沙咀，按照注册地址找到了那栋写字楼。楼高二十多层，底层是一家银行和几家商铺，楼上的公司铭牌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电梯口。南星贸易在十四楼，铭牌很小，夹在一家旅行社和一家律师事务所之间。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