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十多岁的地质工程师，此刻背挺得笔直，眼神像两把淬过火的钻头，要穿透所有伪装，直抵核心。
我没有避开他的目光。
“金工，”我缓缓开口，声音平稳，“您的手，是拿地质锤、画勘探图的手。您这双眼睛，是看山看石看矿脉的眼睛。”
我顿了顿，迎上他逼视的目光。
“我刘顶峰的手，是做生意的手。我这双眼睛，是看人看事看机会的眼睛。”
我拿起酒瓶，把我们两人的杯子再次斟满。
“我帮嫂子治病，是因为林律师告诉我，有一个地质工程师，他老婆病得很重，他走投无路。而我，恰好有能力帮这个忙。就这么简单。”
金白青的嘴唇抿紧了。
“至于我图什么……”我把酒瓶放下，直视着他，“我图的是，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您金白青——洛城地质队最好的工程师，心平气和地吃顿饭，说说话。我图的是，您能把我当个可以说话的人，而不是又一个想从您这儿套话、挖矿的生意人。”
我端起酒杯，但没有喝。
“金工，这世上的帮助，分两种。一种是交易，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清清楚楚，互不相欠。另一种……”我看着他，“是我想交您这个朋友。朋友之间，不讲‘图什么’，只讲‘该不该’。”
金白青的眼神剧烈地闪烁着。酒精放大了他的情绪，多年的压抑和最近的绝处逢生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心理防线变得异常脆弱，又异常敏感。
他放在桌上的手微微颤抖。
良久，他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那口气吐得极其绵长，仿佛要把肺里积攒了多年的浊气都排空。
然后，他端起面前那杯酒，仰头，一饮而尽。
酒杯重重落在桌上。
他抹了抹嘴，眼眶有些发红。
“刘总……”
他的声音沙哑了，“您这话，我信。”
第四杯酒下肚，金白青的眼神变得悠远。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沸腾的火锅，望向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胡同。
路灯亮起，在玻璃上投下昏黄的光晕。
“我这一辈子，说起来简单。”
他的声音像一条疲惫的河，开始缓慢流淌，“生在伏牛山脚下，长在石头堆里。八七年考上矿大，那是我们县里的荣耀。”
他的眼神有些飘远。
“导师想留我在北京，进部委的研究所。前途光明。”他顿了顿，“可我没留。”
“为什么？”我问。
“为了我老婆。”他说得很自然，“她是我高中同学，师范毕业回了洛城当老师。她家里就她一个女儿，父母身体不好，离不开人。北京……太远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回了洛城，进了地质队。那时候的地质队，还是实打实干事业的。”
他说着，眼里有了光，“我年轻，肯吃苦，背着仪器爬遍了洛城的大小山头。晚上睡老乡家，点汽灯整理数据。那时候真干出点东西，发现了好几个有潜力的矿点。”
那是他职业生涯里，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领导重视我，不到三十就提了副队长。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么顺顺当当地走下去，搞我的专业，为家乡找矿……”
他苦笑了一下。
“后来，市场化了。”
他的语气陡然下沉，“地质队也要找饭吃。怎么找？我们手里有矿。”
他看着我，眼神灼灼：“刘总，您说，矿是什么？在我们搞地质的人眼里，矿是地壳运动的产物，是几亿年几十亿年才形成的自然宝藏。它的品位、储量、埋深、开采条件，是客观存在的数据！不是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他的声音高了些，但很快控制住，压低嗓音。
“可他们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报告就是一张纸，数字就是几个可以随便改的符号。签个字，几十万上百万的好处费就到手了。不签？有的是办法让你签。”
“我金白青，没别的本事，就认死理。报告上的数据，是我带队实地勘测、采样、化验、反复计算得出来的。它是什么样，我就怎么写。让我改？除非我眼睛瞎了，良心也瞎了！”
他说得激动，抓起酒杯灌了一大口，呛得咳嗽起来。
林薇把茶杯往他手边推了推。
金白青没看茶，咳嗽平息后，喘着气继续说。
“于是，我就成了那个‘不懂事’、‘死脑筋’的金白青。领导要签字的报告，绕着我走。有‘好处’的‘项目’，没我的份。提拔？我这个副队长，一当就是三十年！”
他伸出三根手指，在我面前颤抖着：“我熬走了五任队长！他们有的高升了，有的下海发财了。只有我，还钉在这个位置上，像个笑话！”
他的眼眶红了。
“单位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从羡慕到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