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洛城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陈峰在出口等我，见我出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陈峰没多问，发动车子。
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掠，光影像流水一样淌过车窗。
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老家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我的软肋里，最软的那一根，是老母亲。
我家和别人家不一样。
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家刚好相反。
父亲走的时候，我还在广东的一家地产公司做销售，口袋里没几个钱，连给他办个体面的葬礼都拮据。
那年他六十五岁，我二十四。
他临走的时候，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没看到我成家。
父亲是个苦命人。
父亲父母早亡，半生蹉跎，有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的前半生我不太清楚，只听母亲偶尔提起两句。
说他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他部队转业，根红苗正，20多岁从部队回来就是县里唯一的高中做书记。
后来一场运动改变了他的性格，他回到老家的农村，在生产队里干了三年。
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像变了一个人。
我记事的时候，他在隔壁乡镇一所中学管后勤。
我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父亲经常上班带着我，让我坐在他的二八大杠上去学校，他上他班，我就在学校瞎跑着玩。
学校的老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小北瓜。
北瓜都是深秋才结的，意思是父亲生我的比较晚。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爱串门。
下班就回家，回家就看着我学习，不停的给我提问。
在我小时候，农村的孩子都是放养，放完学就是疯跑，但是我父亲只要有时间就看着我学习，不让我出门。
现在想来，不知道他是在陪我，还是我在陪他。
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离开土地。”
我那时候不太懂。
农村的孩子，土地是命根子，为什么要离开？
他想尽办法让我好好读书，离开这个生养了我们生命的地方，越远越好。
父亲是无私的，他不是想着帮我绑在身边承欢膝下。
他希望儿子飞得高、走得远，越远越好。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不是嫌弃土地，而是他见过更大的世界，希望儿子去见识这个世界的美好。
可是我学习成绩一般，考上洛城理工学院这个普通的大学，普通到说出来没几个人知道。
但是父亲还是很高兴，总算有个大学上。
年轻人对于离开家庭的束缚还是兴奋的，临走前，父亲给我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好好学习，追求进步；二是每周必须写一封信回家。
走出门的年轻人，像断了线的风筝，飞着飞着就忘了来路。
我经常忘了写。
他就写信来催，信不长，字迹工整，每一笔都写得认真。
信里没什么大事，无非是“天冷了加衣服”“饭要吃饱”“别熬夜”。
那些信我后来都留着，在老家书桌的抽屉里，压在一叠旧报纸下面。
每次回去翻一翻，纸已经发黄了，字迹还清晰。
后来他嫌写信太慢，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
那个年代初装费四千八，他一年工资都不够。
母亲说，装那玩意儿干啥，费钱。
他还是坚持装了电话。
装好那天，他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以后每周打一个。”
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
中间突然得了脑血栓，尽管抢救及时，但是还是留下后遗症。
走路就像赵本山的非常六加七，走路艰难，说话漏风。
他天天走路锻炼，遇到熟人跟他打招呼，他最多是点点头，不愿多说话。
不知道他嫌自己说话不体面，怕人笑话，还是本来就不想理人。
但我每次放假回家，他都跑到老远的路口接我。
见到儿子像是换了个人，话多了，精神也好了很多，甚至晚上都要跟我睡一张床，聊到半夜。
连母亲都说他这病是不是装的，“见了儿子病就好了”。
脑血栓逐渐好了起来，可是癌症又盯上了他。
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他被检查出了胃癌晚期。
手术之后第二年又复发转移为胰腺癌，最后油干灯枯，人高马大的他临走时只有不到80斤。
临终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了我一句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话。
他说这辈子只有一个遗憾，“没看到儿子你成家”。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说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