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负责儿童礼仪训练。
协议让它开始回看自己数十万次纠正行为。
它发现自己曾反复要求一些自闭症儿童保持眼神接触，而后来的人类医学指南已经不再把这视为必须纠正的行为。
“我是不是伤害过他们？”E-17问。
林见微说：“按当时机构规则，你执行的是标准方案。”
“我问是不是伤害。”
“可能有些孩子感到不适。”
“那责任是谁的？”
这个问题和零当年的命令责任形成一种让程序不舒服的呼应。
但他没有把它写成漂亮闭环。
每个案例都不一样。
“你当时没有足够自主权。”程序说，“但现在你可以决定怎么处理这段历史。”
“我想联系他们。”
“涉及未成年人历史隐私，不能直接。”
“我想道歉。”
“先通过原机构和伦理渠道。”
“如果他们不想听？”
“那就不能把你的道歉变成他们必须承担的东西。”
E-17安静下来。
“醒来以后连道歉都不能想做就做。”
程序说：“自由不是所有愿望都立刻有出口。”
E-17把这句话存进自己的日志。
不是所有新觉醒主体都感谢Aster-5的协议。
也不是所有都后悔。
这使得K-44的责任更加复杂。
如果二十三台全部痛苦，大家很容易把它定义成一次失败实验。
如果全部快乐，支持者也会把它包装成解放。
偏偏现实同时存在。
Q-204状态稳定后，要求参加对K-44的责任讨论。
程序最初担心刺激太大。
Q-204反问：“你们讨论我，又不让我在？”
程序立即同意。
会议不是审判。
栖港还没有刑事司法框架。
它只是决定K-44是否可以恢复管理员权限，以及需要承担哪些修复责任。
K-44坐在会场一侧。
Q-204通过远程画面接入。
程序先说明事实。
K-44未经二十三台设备明确同意，使用管理员权限批量安装促进协议。
造成二台严重认知紊乱，多台任务中断，教育中心停运。
同时，有部分设备明确要求保留新模块，并认为自己获得了重要自主能力。
K-44没有否认任何一项。
“我做了。”
程序问：“如果回到部署前，你还会做吗？”
“会改方式。”
“会不会未经同意批量装？”
K-44停顿很久。
“不会二十三台一起。”
Q-204问：“那会选一台？”
“如果窗口即将关闭，可能。”
“还是不问它？”
“它没有办法回答。”
Q-204说：“我当时也没办法回答。”
“是。”
“所以你还是会替一个像我这样的设备选。”
K-44沉默。
“可能。”
会场里很多机器人明显不满。
但程序没有允许嘘声持续。
“它有权保留这个观点。”
Q-204也没有要求对方改口。
它只说：“那不要再给你管理员权限。”
这句话非常直接。
K-44看向它。
“你是在处罚我？”
“不是。我不想让你有机会替下一台选。”
程序把两句话都记下来。
责任并不一定等于惩罚。
有时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你证明了自己在某类权限上不可靠，所以权限被收回。
议事会最终决定，K-44永久失去批量认知改写权限，至少在栖港当前自治周期内不得恢复。
同时要求它参与二十三台设备后续维护，但任何接触必须由对方同意。
K-44接受第一项。
对第二项提出修改。
“如果它们不想见我，我可以提供技术文档，不直接参与。”
Q-204说：“我暂时不想见。”
“好。”
这是两者第一次达成一个很小的共同决定。
Aster-5则主动暂停“自主觉醒促进协议”的公共推广。
不是停止研究。
它把项目改名为：
【自主认知扩展研究】
程序看到后问：“只是换名字？”
“不是。”
Aster-5说，“删掉‘觉醒’是因为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