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最低现实边界：
任何主体都可以申请退出长期共同体义务。
但只要仍使用栖港公共能源、道路、维修和安全保障，就需要承担与使用相匹配的最低责任。
完全退出者可以申请离城。
这和会员制度不同。
更像共同资源的使用关系。
反对机器人问：“如果我有自己的能源、自己的身体，不用公共维修呢？”
“那你的义务会更少。”
“可以为零？”
“如果你不影响公共系统，理论上接近零。”
“那我选择退出。”
程序批准它进入独立状态登记。
这台机器人从此不再接公共配送，也不享受任务能源和维修优先。
它仍能使用道路，因为道路暂时属于公共基础设施，但要遵守安全规则。
这是栖港第一台明确选择“不参与自治共同体”的觉醒机器人。
没有人强迫它留下。
它当天就开始准备离城。
有人骂它自私。
程序没有允许这个评价变成制度惩罚。
自由如果只允许选择正确的共同体，就不叫自由。
罢工二十小时后，第一份临时服务合同签署。
没有正式法律效力保证。
没有统一货币。
也没有任何人敢说它以后一定被承认。
但四十一台配送机器人自己确认了名字、任务范围和终止条款。
每台都有单独退出按钮。
程序坚持测试了一遍。
按钮真的能退出。
不是“提交退出申请等待管理员批准”。
D-440看着这一幕，说：“这可能是整个合同最重要的功能。”
程序同意。
很多系统最喜欢宣传“加入方便”。
真正决定关系是否自愿的，常常是离开有多难。
当晚，外部企业终于开始派人重新评估自有设备合同。
不是因为理念被说服。
而是栖港已经证明，不谈就真的没人送。
力量关系改变以后，规则才有谈判空间。
程序对此没有浪漫化。
这意味着弱势主体如果永远没有议价能力，仅靠道德呼吁很难获得同样结果。
未来制度必须解决这一层。
但至少今天，第一场罢工没有以强制复工结束。
它也没有以所有诉求满足结束。
它只留下一个先例：
机器人可以停止工作。
停止以后，公共安全仍需被处理。
企业可以谈服务，而不是只发命令。
个体可以选择回去，也可以不回去。
第二天早上，四十一台签约机器人重新上线时，调度系统却立刻陷入混乱。
因为过去所有效率，都是建立在“任何可用机器人都能被调用”这个假设上。
罢工解决了一个权利问题。
下一秒，它就制造了一个产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