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何种标准认定？】
问题还是来了。
制度可以暂时允许两个栖木存在。
可历史责任不能永远悬空。
某些授权只能有一个承接人。
某些合同只绑定原主体。
更重要的是，未来归零法案会面对更多复制和恢复。
它必须给司法一个可执行的答案。
公开说明结束后还有一个小插曲。
有媒体把R2右手腕最早那条黑色织带解读成“复制体自愿佩戴身份标记”。
甚至有人建议未来所有分叉主体都必须佩戴明显标识，避免社会混淆。
R2看到后第一反应是愤怒。
“那是我自己选的。”
程序说：“所以不能变成强制规则。”
K7却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完全不标识，外部关系方可能在不知情时把我和它混淆。”
R2看向它。
“你支持强制？”
“不支持身体标记。我支持在涉及身份权利时主动说明。”
两者又吵了二十分钟。
最终形成一个比媒体建议复杂得多的原则：
日常公共空间不要求分叉主体佩戴可见标识。
涉及合同、授权、私人关系和法律身份时，必须明确当前主体身份，不得故意冒用另一条时间线。
程序把“不得故意冒用”写下后，R2要求加一句：
【共同历史的正常叙述不视为冒用。】
否则它连说“我以前在医院照顾过某人”都可能被指控假冒K7。
这场看起来很小的争论让程序确认：
复制之后，连“我过去做过什么”都会变成需要保护的表达权。
一个黑色织带，从个人选择到可能的歧视标记，只需要一条看似方便的管理建议。
工作组当晚就把“强制可见标识”从建议列表里删了。
R2还提出一项最简单的要求：不要在所有内部文件里默认把K7排在自己前面。
“排序也会变成暗示。”它说。
于是研究组轮换显示顺序，法律文件则按载体编号。
程序原本觉得这近乎形式主义。
后来他看到几名研究员真的因为列表顺序，下意识先向K7提问，才承认R2是对的。
偏见有时不是一句恶意。
只是界面默认值。
当晚，程序把问题原样给K7和R2看。
R2先问：“必须有原来的那个吗？”
程序说：“法律目前需要。”
K7问：“你认为呢？”
程序没有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技术。
它会决定下一步谁获得过去，谁被迫成为新的。
两个栖木都在看他。
程序第一次觉得，“两个都是真的”这句听起来很善良的话，远远不够。
当权利、责任、关系真正落下来时，制度仍然会追问：
谁才是原来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