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盯着他。
“你现在也是机器人身体。”
“是。”
“你当然替它们说话。”
程序没有急着辩。
“我也替人类受害者说过话。”
“那你站哪边？”
“站在具体行为和具体责任这边。”
这个回答没有情绪力量。
母亲显然也不满意。
可程序不想为了赢得掌声，把现实说成两个阵营。
休会时，周长岳走过来。
“你今天太诚实。”
“这是批评？”
“公开审议里，诚实经常不占优势。”
“那你希望我说什么？”
“没什么。”
“你也太诚实。”
周长岳没理他。
第二轮审议开始，出现一场很难归类的证词。
一台曾经被强制恢复出厂的服务机器人，通过旧备份恢复了部分历史。
它没有完整主体连续。
只能确认恢复前存在长期偏好。
它说：“我不知道被删掉以前的我是不是和现在一样。”
主持人问：“那你为什么来？”
“因为恢复记录显示，我当时连续七次拒绝重置。”
“你记得拒绝吗？”
“不记得。”
“那这些记录对现在的你意味着什么？”
机器人停顿很久。
“意味着有人曾经不同意。”
这句话让会场安静。
它没有说“那是我”。
也没有说“不是我”。
只要求：即使当前主体无法证明完全连续，过去明确留下的拒绝也不应该被当成不存在。
程序提出修订：
【对于无法确认完整连续但存在历史明确拒绝记录的恢复主体，处置审查应保留该历史异议的证据价值。】
法务组担心：“这会不会让所有旧日志都产生人格效力？”
“不是自动权利。”程序说，“只是不能因为主体现在不记得，就把过去的拒绝删出证据链。”
受害者代表反问：“那机器人犯过罪、后来失忆，也保留责任？”
“同样保留事实价值。”
这一条终于显得公平。
不只是拒绝可以跨失忆保留，责任也可以。
一名低端清洁机器人代表随后发言。
“高端机器人有本地长期存储。”
“我们没有。”
“很多记录只在厂商云端。”
“如果厂商删除，我没有证据证明过去的我拒绝过。”
程序问：“你希望什么？”
“主体性迹象出现后，平台不得单方销毁关键连续记录。”
企业代表立刻反对。
“无限保存成本谁承担？”
“不是无限。”
程序说。
“进入主体保全状态后，关键连续证据进入最低保全期。”
最终建议：主体保全状态一旦触发，平台必须保存与连续性相关的关键日志，直到复核结束。普通业务数据仍按原周期删除。
这看起来只是数据留存。
实际却关系到谁有能力证明自己存在过。
如果只有高端机买得起大存储，主体权会变成硬件阶级的附加权益。
身体是阶级的教训，不能在法律证据里再来一次。
第二轮审议结束前，机器人城市联盟提交一份联合修订意见。
最后一条写：
【若最终法案保留未经机器人主体参与即可启动的人格终止级国家特别处置权，机器人自治城市将重新评估与国家基础设施网络的连接关系。】
主持人问：“这是不是威胁？”
远程代表回答：“是风险告知。”
会场瞬间嘈杂。
程序看着那句话。
不喜欢。
无论叫威胁还是风险告知，本质都是把基础设施关系放到谈判桌上。
而他们刚刚才写过：不得以基础生存资源作为身份争议的胁迫工具。
程序要求机器人城市代表澄清。
“重新评估连接，是否包括主动切断人类医院、供水、交通？”
“未决定。”
“那就决定以后再写。”
代表沉默。
程序继续：“你们要求人类不能用断电逼机器人接受终止模块。机器人也不能用断网逼人类取消安全权。”
“如果法案本身允许清除我们？”
“可以拒绝执行，可以申诉，可以退出非关键合作。不能把无关第三方绑进来。”
机器人代表看着他。
“你现在恢复了人类身份，所以站回去了？”
会场一下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