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再去看卫疆的时候，卫疆已经离休五年了。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很好，暖暖地照在老干部住宅区的青石板路上。路两旁的玉兰花开得正盛，大朵大朵的白花缀在光秃秃的枝头，像是一只只停在半空中的白鸽子。
希望把车停在巷口，自己提着东西走进去。东西不贵重，是两盒好茶叶，还有一兜水果。他知道卫疆叔叔不缺这些，但不带东西，他心里过意不去。
卫疆住在小院的最里面，一栋红砖小楼，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刚刚冒出嫩绿的新芽。卫疆的儿子开的门，看见希望，笑着说：“希望哥来了，我爸在书房呢，念叨你一上午了。”
希望换了鞋，走上二楼。书房的门半开着，卫疆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阳光照着他的侧脸，花白的头发亮晶晶的。希望敲了敲门框，喊了一声：“卫疆叔叔。”
卫疆抬起头，摘下眼镜，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笑了。那笑容，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不是客气的笑，不是礼节性的笑，是那种看见自家人回来了、心里踏实的笑。
“希望来了？进来坐。”
希望走进去，在卫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书房不大，三面墙都是书架，书塞得满满当当，有些放不下的就横着摞在上面。书桌上放着一盏老式的绿色玻璃台灯，一叠报纸，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已经磨没了，看不出原来写的是什么。窗外的玉兰花枝伸进来，有一朵正好开在窗框边上，像是故意探进来看热闹的。
卫疆的儿子端了两杯茶进来，又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两个老人对面坐着，一时没人说话。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空气中的微尘照得清清楚楚，细细密密的，像是谁在空中撒了一把金粉。
过了一会儿，卫疆开口了：“你瘦了。”
希望笑了：“叔叔，我也不年轻了，还能胖到哪儿去。”
卫疆也笑了：“是啊，岁月不饶人啊。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瘦得像根豆芽菜，你娘带着你来我家，你躲在她身后，不敢看我。我跟你说，小希望，叫叔叔。你叫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
希望的鼻子酸了一下。他还记得那一次。那是他第一次见卫疆叔叔。母亲带他去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院子里种着很多树，地上铺着青砖。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么好的地方，不敢走路，怕把地踩脏了。母亲拉着他的手，说：“别怕，卫叔叔是好人。”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好人”，但他记住了母亲说这句话时的眼神——那是一种把全部信任都交出去的眼神。
“叔叔，”希望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声谢谢。我娘走了这么多年，这句话我一直没当面跟您说过。”
卫疆摆了摆手：“别说这个。我做的那些，不值一提。”
“值。”希望的声音有些发紧，“叔叔，您当年每个月托人送到家里的钱，我都记得。那时候我小，不懂事，只知道有人送钱来，家里就能吃上几顿饱饭。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些钱，是您从自己的工资里省出来的。您自己也有家，也要养孩子，您把钱给了我们，您家里人怎么办？”
卫疆沉默了一会儿，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然后慢慢地说：“我家里人，没饿着。你娘那时候，是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希望的眼眶红了。他想起母亲那些年，每到月底，米缸就见底了。母亲会煮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把稠的捞给他，自己喝米汤。有时候连米汤都没有，母亲就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煮一锅菜糊糊，咸的，没有油。母亲总是说“娘吃过了”，可他明明看见母亲只喝了半碗菜汤。
“叔叔，”希望的声音有些抖，“我娘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希望，你卫疆叔叔是咱们的恩人，这辈子还不了，下辈子也要还。’”
卫疆的眼圈也红了。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书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蓝布包。布包不大，用一根麻绳扎着口，布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了毛边。
卫疆把布包放在希望面前的桌上。
“你娘做的。”
希望的手开始发抖。他解开麻绳，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布鞋，男式的，黑色的鞋面，白色的千层底。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针脚极其结实，每一个针眼都大小均匀。鞋面上绣着一个字，用的是红线，歪歪扭扭的，左右结构分得太开——“恩”。
希望捧着那双鞋，眼泪掉了下来。
“叔叔，这鞋……”
“你娘做了三个月。”卫疆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眶是红的，“她托人带话，说要来给我送鞋。我说不用，她非要来。那天她站在我们单位门口，等了一下午。传达室的人不让她进，她就站在外面等。我下班出来，看见她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拿着这个布包。天冷，她的脸冻得发紫，嘴唇都是乌的。她看见我，走过来，把布包塞到我手里，说了一句‘卫同志，谢谢您’，转身就走了。我喊她，她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