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乔冠亚放下酒杯，语气沉了下来，“章小惠出来了，你听说了吧？”
“是那个给毛万秋生了两个孩子的漂亮老板娘吗？”
“就是她。”
乔冠亚的手在桌面上轻轻拍了一下，“我听公安局的人说，这娘们不简单——不哭不闹，问什么说什么，知无不言，把该退的赃款退了个干干净净。所以在毛万秋案子里，她是第一个出来的。”
我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嚼着，脑子里浮现出章小惠的模样。
以前在北京的饭局上见过她。
个子不算高，身段很匀称，皮肤白净，脸上永远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笑意，既不显得亲近，也不会让人感到疏远。
她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踩在点子上。
当时周教授还调侃说章小惠是栾山大山里飞出的的金凤凰。
现在看来，章小惠这个人岂止是聪明，简直是深藏不露。
“章小惠涉案金额，光房产就不少于两个亿，她怎么就轻轻松松出来了？”
我确实有点好奇。
乔冠亚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他面前散开又聚拢。
“要么我说章小惠不简单呢。她跟了毛万秋十几年，那些想跟毛万秋拉上关系的老板，哪个不绕着她转？但她从来不沾手那些钱。你想，那些老板想办的事，找章小惠肯定好使啊，她是毛万秋枕边人，那些老板当然明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有人找她办事，但她从来不亲自收钱，而是让自己法律上的丈夫——就是毛万秋的侄子出面收。”
这毛万秋也是够狠的，结结实实跟自己的侄子扣一个大帽子。
“她自己宁可少赚点，也不亲自沾钱。”
“可她收了钱，跟她老公收钱，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一个绳上的蚂蚱？”
乔冠亚看着我，像在斟酌怎么说，“区别大了。章小惠虽然没少帮人办事，但自己从来没亲自收过钱。要么是毛万秋直接收的，要么是毛万秋侄子收的。在法理上，她只是‘知情人’而不是‘经手人’。‘经手人’和‘知情人’之间那一道界线，在法律上能隔开好几年刑期。”
“你说这章小惠，还挺狡猾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她的钱都是她法律的老公、还有毛万秋给的？”我好奇的问道。
“基本上都是，其他的都是来她会所冲个卡啊、送她个礼物啊。至于现金，一个也没有。”
我不禁莞尔一笑，“要说这章小惠盗亦有道，原则性也挺强的。”
乔冠亚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法律对情妇的处理跟对主犯不一样。如果情妇没有参与犯罪策划，没有主动索取财物，只是被动接受——那在退赃之后，通常不会追究刑责。但主犯不一样，退多少钱都没用，该判的还是判。”
“所以当贪官情妇的违法成本其实很低。只要你不是主犯，如果被抓了就退钱了事；如果没有被抓就享受荣华富贵，是吗？”我反问这个法学博士。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乔冠亚看着我，“很多女孩觉得傍大款、找贪官是划算的买卖。反正出事了退钱就行，又不坐牢。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漏洞，也是人性上的一道坎。”
乔冠亚靠在椅背上，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在法律上，‘情妇’不是一个犯罪概念，而是被定义为‘特定关系人’。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指跟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或者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这只是一个关系认定，不是犯罪认定。能不能定罪，关键看有没有‘通谋’。你跟她商量好了，这笔钱是受贿来的，那就构成共犯。如果你们从来没当面说过‘这是一笔受贿的钱’，她拿钱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他给我的生活费’或者‘这是给我的补偿’。她被抓了，也可以咬定‘他收钱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知道’。两个人只要心照不宣，法律上就很难给他们定罪。”
“也就是说，只要两个人嘴巴够严，自己咬死不说破，就能安全脱身？”
乔冠亚点了点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找对人。章小惠厉害在哪？她从来没在桌面上开口要过钱，她只收自己老公的钱还有毛万秋的钱。哪怕哪一天毛万秋的侄子反水咬她一口，她也早想好了怎么把自己摘出来。她是所有坐过那条船的人里面，唯一一个走的时候连鞋都没湿的人。”
他又喝了一口：“而且，‘心照不宣’这层窗纸，法律上没法定罪。要指控情妇是共犯，必须证明她在官员收钱之前或者收钱的时候就知道并且参与了。只要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受贿’，共犯就很难成立。”
“那她这十几年，算不算是在赌？”我问道。
“她赌的是制度里的那一条退路。”
乔冠亚端起酒杯，轻轻晃了一下，“有时候赌徒比商人更懂得成本核算。”
看来章小惠早就想好退路了，要么就有高人指点。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她两个孩子现在谁带？”
“毛万秋的父母在偃师老家，给他养着那俩孩子。毛万